我们9%~10%的增长速度，已经有30年了，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另一方面，连续6年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三大铁矿石谈判更因此搁浅，让全行业已到难以承受失败之痛的边缘，中国钢铁行业不得不为不断高企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据业内专家初步估算，自2003年以来，6年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多――这正是促使中国官方下决心重手以非常手段打击参与此间的澳大利亚公司及中国公司的相关人士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因此案被拘的如力拓集团、中钢协、宝钢、首钢、本钢、莱钢及其它中国钢铁企业的人员，都是中国人，而所有这些中国人中，只有胡士泰（Stern Hu）拥有澳大利亚国籍。胡士泰及其他涉及本案的中国人，或者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即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即厘清个人身份认同以及国家利益认同的一种标本，而从去年以来连续爆发的关于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可以从中找到某种例证，或者得出某些结论：其一，胡士泰案证明，所谓被中国爱国人士痛恨的经济汉奸确实存在，即当代中国社会，汉奸这两个字仍然有实孙意义――但在旧的语言体系里，汉奸不只是为侵略者工作的中国人，而且个个是道德败坏形象委琐的坏蛋，但在许多与胡士泰接触过的人的印象里，胡士泰是一个不错的人，据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胡士泰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做事情说话都比较周到、客气和得体，而且善于倾听，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是比较强硬的话题，他也表现得比较谦和，而不会像传统经商的人那样咄咄逼人。
7月5日，胡士泰和他的另3位中国人同事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他们是力拓集团中国铁矿石业务部门的最核心团队，被称为最得力的四大干将――被上海市国安局以涉及窃取国家机密逮捕。之前，在已表态的澳大利亚政府内阁成员中，只有总理陆克文称勿将此案政治化，而外交部长斯蒂芬·史密斯、贸易部长西蒙·克林、财政部长林赛·坦纳、金融服务部长克里斯·鲍文、国库部长韦恩·斯万等均利用自己的权力不同程度地向中方施压。其二，澳大利亚的政府及媒体人士以关心胡士泰的基本人权的名义叫嚣着营救之，但同时，其实涉及引案的绝不只是胡士泰一人，在力拓中国公司就还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3位胡士泰的同事一同被抓，另外，亦有首钢负责铁矿石进出口的经理人谭以新以及中国其它钢铁业人士多人被抓，为什么澳方偏偏只关心胡士泰的人权？难道其他的人就没有基本人权了吗？恐怕，澳方真正关心的也不是什么胡士泰的人权，而是胡士泰的澳大利亚国籍，即并不是胡士泰这个人被抓让那么多澳大利亚人不能接受，而是澳大利亚这个词被中国抓让澳方不能接受。或者，在一部分关心胡士泰基本人权并主张营救之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除胡士泰以外的那些涉案中国人，你们的被抓是活该，他们就是卖国贼即中国人说的那种汉奸，但胡士泰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人，他损害中国利益才成为澳大利亚的贸易英雄。就是这样的人，曾经当了34年中国人，而只当了12年澳大利亚人的华人，涉及让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汉奸不一定是表面上的坏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可能更汉奸。
这次明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纠纷事件实为中国人对中国人、国家对汉奸的斗争，其起因表面上是因为某些人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所致，其实是，在中国国家利益这4个字汉字已经萎缩得不能再萎缩的现况所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人心目中早就变成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在被上海国家安全局拘捕之前，我相信所有的涉案人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被羡慕的对像，衣冠楚楚，操流利的外语，出入上流聚会，收入颇丰（胡士泰之前的年薪是10万美元），这些人的被抓是不是可以寓示，在中国，所谓精英人士阶层，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他们甚至代表了这个阶层的腐败、腐朽和反动，用以前最流行的一句话，他们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说，澳方对涉案的其他人员的不同态度充分证明了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终极的不可逾越可以压倒一切的价值观，澳大利亚方一方面祭出基本人权这样的正义幌子来营救胡士泰，别一方面对其他经济汉奸的基本人权并不关心，证明他们其实只是在关心国权而不是什么人权，证明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国权也一样高于人权，试想如果胡士泰不是一个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澳大利亚方还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要人吗？他们为什么不更加同情如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这些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起码国家观念的那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若按所谓人权至上或者普世价值的理论，这些为澳大利亚公司效力的中国籍中国人应比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胡士泰更有人权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典范――他们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惜以犯罪方式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对澳大利亚、对西方、对那些高叫着普世价值的人，是多么大的一种效忠和支持，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呢？国家利益、主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终极价值观，是不可逾越的衡量标准――胡士泰案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
而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猛烈方式发生了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而浮出水面。前者意味着国际收支难于改善，后者则意味着缩小国内投资对储蓄的缺口。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
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开支，偿还债务。
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
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精英阶层深知，中美国际收支结构的这样一种镜像关系对美国十分有利。这样，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提供真实资源、美国提供借据，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的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另一方面，政府又接受了国会提出的买美国货的主张。因而，中国保持贸易顺差是必要的。
住房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借给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高风险借款者。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导致违约率的上升。
换言之，美国希望使布雷顿森林体系2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监管，有毒债券才得以被创造出来、被高价售出，而风险则被转移、传递到整个金融体系。
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由于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美元出现式微迹象，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由于全球不平衡恶化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急剧贬值一直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制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
事实上，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深信不疑，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当外债余额达到什么水平时，外国投资者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库券从而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外贸环境 。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同布雷顿森林体系2假设是高度吻合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因而美国政府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自1981年以来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年年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不断增加。
但是，在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外债余额/GDP比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换言之，到底到什么时候美国将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私人投资尚未得到发展之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际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外债余额-GDP比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贴水不同）。然而，直到前不久、在次贷危机吸引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眼球之前，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
到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达到7%,美国的净外债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外债余额对GDP之比接近30%. 与经常项目逆差相对应，美国拥有大量资本项目顺差。而这又将使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
但是，美国外债的不断积累迟早会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不愿继续购买美国资产。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换言之，美国居民必将降低自己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债务水平。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这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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